曾经写过一篇《享受随心所欲的写作》。我认为随心所欲的写作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幸福。很多情况下,写作带有太多的功利性,并不能随心所欲。所以,能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确是一种幸福和快乐。当然,还需要一定的写作功底,否则,你即使想写也写不出来,也就没有办法享受写作的幸福和快乐了。
现在的这篇《享受随心所欲的阅读》,可以说是《享受随心所欲的写作》的姐妹篇。其实,随心所欲的阅读同样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幸福。很多情况下,阅读也带有太多的功利性,并不能随心所欲。
比如说,青少年时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你所看的书往往是经过了家长或老师的筛选,一要有益身心健康、二要有益增长知识、三要符合政治需要、……,总之,限制多多。其余的书,要么是“闲书”、要么是“黄书”、要么是“少儿不宜”,你想看就得偷偷摸摸地看,很多时候就是偷偷摸摸还看不着。再说,时间也是个问题,学习任务太重,自由支配的时间太少,作业、考试、活动、……,压得你喘不过气来,哪还有什么时间和心情去看课外书呢?
我在小学期间,没有多少学习上的压力,读了不少少儿读物,印象比较深的有《宝葫芦的秘密》、《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在家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骑鹅旅行记》、《木偶历险记》、《安徒生童话集》、《中国寓言故事》、《桂林山水传说》等等、等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养成了读书的爱好和习惯。
中学求学期间,学习紧张起来,平时没什么时间看课外书,短篇的又不屑一看,所啃的几十本大部头中外名著,诸如《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儒林外史》、《战争与和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福尔摩斯探案记》、《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高老头》、《巴黎圣母院》、《海底两千里》、《环球旅行记》等等、等等,几乎都是利用寒暑假完成“壮举”。那时候,我寒暑假的最大乐趣,就是可以随心所欲地看我所想看的书;假期结束回到学校,我可以在同学中眉飞色舞地炫耀我所看的那些书,让很多同学目瞪口呆。我还记得,初一寒假看《西游记》,囫囵吞枣地看了两天两夜,似懂非懂,依然感到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大呼过瘾!
下农村插队那几年,农闲的时候时间很多,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选集,几乎没有什么书可以看、也不允许看,——古典的不能看、外国的不能看、文学的不能看、戏剧的不能看、历史的更不能看、……,统统被打上了“封、资、修”的标签,谁也不能看、谁也不敢看,而且烧毁的烧毁、封存的封存,想看也看不着!纯科学技术的倒是可以看,又怕贫下中农不顺眼,给扣上一顶“走白专道路”帽子。开始拿几本《观云看天气》、《农村小水电站》、《水稻栽培技术》、《常用中草药图谱》、《人体经络与穴位》之类的书小心翼翼地试了几回,还好,乡亲们似乎都很理解,——知识青年嘛,总归是要看书的,书都不看了,还叫什么知识青年?慢慢地,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什么《微积分》、《高等代数》、《微分方程》、《解析几何》、《向量空间》之类的数学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的案头,反正贫下中农也不懂这是些什么书。有些人以为数学太枯燥,实在是一种误解,是还没有读进去时的误解,真正读进去了、读懂了,你会为数学的逻辑力量、数学的简洁和谐、数学问题的趣味所折服,不亚于读一本精彩的小说。
其实,我后来成为数学教师纯属偶然。我天生对什么学科都感兴趣,无论是文学还是历史、数学还是理化、医学还是生物、……。上高中的时候,我曾梦想当个诗人,那时候我写的诗很得老师和同学的赞扬,都说颇有灵气,我的诗作经常得以在校刊上发表、在校园晚会上朗诵,甚至还有同学拿我写的诗谱了曲传唱。在大家的鼓励之下,我居然写了一本厚厚的“诗集”。可惜,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却亲手烧毁了那本珍贵的“诗集”,因为“花前月下”的东西太多,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不符合“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需要。那本诗集要是能够保存的今天,那该多好!我少年时代的诗人理想,给我的那些高中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八十年代初我的第一部书正式出版的时候,好多老同学还以为就是一本诗集,纷纷索要;当我告诉他们,那是一本数学书,叫做《中学数学的思维与解题方法》,很让他们大失所望了一番。
我想,如果当年我下农村插队的时候,有大量的文学书籍可看,我有可能成为“文学家”;有大量的历史书籍可看,我又会成为“历史学家”;……。不过,当时既没有文学书籍可看、也没有历史书籍可看,……;理科方面的书籍倒还有些,但物理、化学、生物需要实验,没有仪器设备和药品,总觉得有点“隔靴搔痒”。唯有钻研数学最为简单,一来数学书比较容易到手,二来不需要什么特殊的装备,只靠一支笔和几张纸,就可以在数学的海洋里遨游了,自得其乐。数学书看多了,便有了数学的眼光与数学的思维方式。
渐渐地,我对数学甚至有点走火入魔了,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看书”,而是搞起了“发明创造”,很快就有了一些成果,比如说:“发现”了几条数学定理(不过至今得不到承认,也不知是对是错;请教了一些数学专家,他们要么没兴趣、没时间审阅、要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当然,我自己始终认为是正确的);“发明”了乘除“计算器”(不象现在的电子计算器,而是木头、塑料和铁皮做的,靠齿轮啮合、手动操作,六位数字以内的乘除运算比笔算要快而准确;电子计算器一问世,那玩艺就毫无价值了);“发明”了土地丈量专用“计算尺”(比当时农村流行的算盘快多了,常常是丈量员一报出丈量的数据,我这边的计算结果就出来了,以至于拿着算盘计算的人晾在一边无事可做)。我很为我的这几项数学“发明创造”自豪,贫下中农们也很佩服,方圆几十里地的农村都知道了附近还有这么一个插队知青是“数学高手”。
于是,隔三差五就有一些人专程来向我请教所谓“数学问题”,其中可能也有些只是慕名来“考问”我一番的。他们所请教的问题,大都是两种类型,一种是当地民间流传的“智力问题”,比如什么“要用三十六支香供奉七个菩萨,每个菩萨面前插的香都必须是单数,怎么办?”另一种是劳动分配上的问题,比如“六个全劳力和三个半劳力,共同承包了一项农活,总计100个工分,三个半劳力只能分别按全劳力的6折、6.5折和7折记工分,这100个工分应该如何分配才合理?”这种问题在我看来太“小儿科”了,根本不用费什么脑筋就解决了。但在当时农村人的眼里,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已经很了不起了,不愧是“数学高手”。
后来,我到公社中学当代课教师,再后来又当民办教师,虽然数理化英都教过,但我的数学课却是最受学生欢迎的,也是我自认为上得最好的;公社送我到大城市高等学府去进修,学的也是数学;文革后上大学,学的还是数学。鬼使神差,我终于走上了数学教师的人生之路。既然是数学教师,那就更离不开数学书了。文革期间,出版业也一派萧条,数学书的出版更是凤毛麟角,那时候我到新华书店,几乎是一见数学书就买。这习惯一直保留到了今天。现在我去新华书店,虽然并非“见数学书就买”,至少还是“见数学书就翻”,能买的就买。
我的藏书中当然以数学书为最多,我甚至敢说,我的数学藏书,如果只论种类,八九十年代,绝对比我工作的师范学校图书馆要多;九十年代末至今,绝对比我工作的教科所图书馆要多。
除了数学书之外,我最喜欢看的书是人物传记,只要是历史上的伟人、名人,不管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发明家,还是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我差不多都要把他们的传记找来看一看。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成为伟人、名人的?为什么他们能成为伟人、名人,而我不能?他们有哪些优秀的品质值得我学习?他们的成长历程有哪些东西值得教育工作者借鉴?更何况伟人、名人的人生肯定比我等一般人精彩,看看他们的传记,也可以让我在脑海的想象中分享一下他们的精彩人生,过过伟人、名人的瘾。所以,我的藏书的另一大部分就是各式各样的人物传记。
再有,就是各个著名学府如清华、北大、复旦、岳麓书院乃至剑桥、牛津的各种人文讲座,只要是我能够买到的、找到的,几乎一篇不落全部看完,有些甚至还反反复复看上好几遍。我们这一代被文革耽误了,没有福气进清华、北大这些著名学府,听听清华、北大学者、教授的讲座,至少也可以弥补一下不能在清华、北大求学的遗憾。到底是清华、北大的学者、教授,就是不同凡响,我常常被他们那种精邃的思想、独特的视野、鲜明的观点、犀利的语言所震惊、所感动、所折服。这样一来,反而更觉得不能成为他们的亲传弟子是终生莫大的遗憾了。
我的兴趣太广,看的书太杂,从四书、五经到风水、算命,从小说、戏剧到诗词、散文,从历史、宗教到科学、艺术,几乎是无所不揽、无所不看。这些书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和快乐。我有时候把看书当成是一种求知、有时候把看书当成是一种享受、有时候把看书当成是一种消遣、有时候把看书当成是一种修身养性,……。我始终觉得,阅读绝不能急功近利,比如那种为了应付什么考试而阅读、为了赶写什么文章而阅读、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阅读,……!哪里还有什么乐趣可言?简直就是受罪!什么时候你可以真正随心所欲地阅读了,什么时候你才能真正感受到阅读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