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蒋氏家族一支发祥于全州安和青龙山、兴衰于全州安和鳌鱼洲，可谓广西名门望族，太外公蒋任衡父子两辈三人中举传为佳话，蒋继伊（我的大外公）与蒋继尹（我的外公）兄弟俩都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不料兄弟俩姓名太过相近，竟让外公横遭“天妒英才”的厄运！

——题记

       鳌鱼洲又称鳌洲（安和乡古称），距青龙山古村仅数千米。鳌鱼洲有一高达百米的突兀石山，——“鳌鱼头”，也是一块风水宝地。1918年，外公举家从青龙山搬迁到“鳌鱼头”，在石山脚下建起了占地上百亩、气势宏伟的蒋家大院。

       站在“鳌鱼头”石山顶俯瞰，现在的安和乡镇政府大院即是当年蒋家大院的主院，左旁毗邻一块同样大小的区域即是当年蒋家大院的附院。这张是拍于2011年的照片。

       现在的安和乡镇政府大院，当年的蒋家大院主院，背后依傍着“鳌鱼头”石山，镇政府也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毗邻的原蒋家大院附院，当年是厨房、洗衣房、仓库、农具房以及长工住房，由于长年失修，已经破败不堪，有的只剩残垣断壁，但主体结构还在，依稀可见当年的规模与气势。

       石山上立有蒋家《鳌洲新宅落成记》石碑，碑文记载: 石碑立于民国八年（距今刚好100年），蒋家搬迁到此为民国七年。新宅始建于民国四年，落成于民国八年。“正楼副座各二，回廊一，旧式正屋一，横楼横屋各一，坚固无华，固实吾俭，广留余地，以俟后之人。计用木料银合千捌百圆，砖瓦银壹千圆，石料银玖百圆，石灰银贰百圆，铁钉银陆拾圆。择地者余弟连杰，择日者唐君兰陔、柳坡杨君德甫；对地与余者唐君衡元、唐元吉公、帝臣公；为之斡旋者唐君铭甫杏圃。鳌山上界巅，东界刘姓坟山，南界田，西界江，除庙地外皆属之其西一截。北界石根脚，则受自肖君定和等也。绘图长子伊，监工次子尧，木工成江宴，砌工唐仁久，石工苏福田也。夫一宅之成，其缔造艰历时久，需费钜，固如是，俱不易也。可不念與。余舅故详述吾家家世之渊源、迁居之梗概、与夫先人将以保世而滋大。余所以守先而待后者，其揭于石，后之兴者得省览焉。”

       鳌洲新宅落成的时，外公蒋继尹早已获得学位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数年，1919年应民国政府教育部之邀为实现教育救国之梦毅然回国（距今也刚好100年）。

       外公回国后，先在济南大学当教授，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最早一批现代意义上的教授，并娶了一个山东大家闺秀单岱云做我的外婆；后来又到北京农业大学当教授。外公一贯主张教育救国、科学救国，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科学救国首先应从农业开始，所以，苦心农业科学研究，身体力行进行农业科学实验，成为民国初年首屈一指的农业科学专家。著述颇丰，比较有影响的有《食品化学》、《肥料科学》、《中等农艺学》、《甜菜栽培学》、《湘农遗著》等专著；还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散见于中日英各类科学杂志上。

       由于外公精通日、英、德三国外语，1922年受命为北洋政府“鲁案”善后处理督办公署翻译股主任，与英、美、法、德、日列强力争中国在山东的主权，相当于“与虎谋皮”的苦差。

       所谓“鲁案”，要追溯到 1897年，山东曹州巨野县张家庄天主教堂，遭当地大刀会抢劫，两名德国神甫被害，德国以此为借口出兵，强行占领胶州湾（今青岛），清政府被迫与德国签订《胶州租界条约》，从此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撤出胶州湾及胶济铁路；日本却趁机掠占了德国在我山东地盘。当时中国段祺瑞北洋政府，曾对德意宣战，也是战胜国。1919年初，西方列强在巴黎召开会议，罔顾中国是战胜国事实，要将德国在山东特权转给日本。消息传来，群情激愤，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要求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卖国行为。这就是整整一百年前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北洋政府被迫将曹、章、陆三人免职，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成立“鲁案”善后处理督办公署，外公任翻译股主任。到任后恰逢西方列强在华盛顿召开太平洋和会，当时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不善言辞，外公名义上是随行翻译组长，实际上参与了许多重大外交活动；太平洋和会期间，外公多次洞察日方阴谋，据理力争，有效维护了我国权益，西方列强只得让日本将胶州湾、青岛港及胶济铁路归还中国。外公功不可没，荣获北洋政府杰出人物嘉禾勋章。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外公应马君武博士之邀，放弃北京优越生活条件，回到广西共同筹建广西大学，翌年广西大学在梧州成立，马君武任首任校长、外公任首任总务长兼化学教授，与师生辟荒山、建校园、筑校舍、置设备，任务艰巨而任劳任怨，工作辛苦而卓有成效，马君武校长赞其“言可为坊，行可为表”，副校长盘祁珠亦称其“守约性介，绩学励行”。

       1929年夏，蒋桂战争白热化，广西大学因经费无着，被迫暂时停办，外公在梧州度日艰难，竟到了要靠留日世交好友廖竞天的资助才能过活的地步。

       随后粤军进驻校，师生被迫离校，外公携眷回乡。

       当时我母亲年仅四岁，外公携全家乘船从梧州沿水路返回全州，行至昭平县小背口村境内，突遭土匪抢劫，全家被绑。说来也冤，土匪原来打算劫持的并不是外公，而是外公的兄长，时任广西省参议会议长、两广财政厅长的蒋继伊。大外公蒋继伊同时与我外公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从政，很快成为广西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连蒋介石都尊称其为“叔”。外公蒋继尹，名字与大外公蒋继伊仅仅相差两笔，不但字形相似，连读音也相近，极易混淆，土匪文化程度不高，见舟船悬挂“蒋继尹”的灯笼以为就是“蒋继伊”，并将两大船十几箱外公的书籍误认为是金银财宝，于是阴差阳错抓了我外公全家。

       土匪以为抓住个两广财政厅长，可以换回大把银子，谁知道抓的只是大学教授，土匪眼中大学教授不过是不值钱的穷书生，但这位穷书生好歹有个两广财政厅长的亲哥，于是把外公一家扣为人质，要挟蒋继伊拿钱赎人。蒋继伊与土匪多次谈判，好不容易将赎金由一万大洋降到了四千，却不料掌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宗仁、白崇禧不肯答应，认为用钱赎人是助长了土匪气焰。李宗仁、白崇禧行伍出身，只知用枪杆说话，立派军队围剿。大兵压境，土匪被逼“撕票”，外公魂断景当山佛子冲，时年刚满四十，全家男丁几乎全部惨死土匪刀下。说“几乎”，是因为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命大，脖子上被土匪连砍三刀，昏死过去，土匪以为死了，没想到居然死而复生，从死人堆里爬出，被好心村民救助，从此落下了歪脖的毛病，后来一直活到八十六岁；另一男丁——我的小舅，还是襁褓中吃奶婴儿，也免一死。土匪也有“匪道”，只要钱能到手，绝不“撕票”；钱不到手，休怪杀人不眨眼，但只杀男丁不杀女眷，所以外婆与母亲得以死里逃生。罪大恶极的匪首杨棋标最终还是被前去剿匪的部队逮住正法了。

       做为全国著名大学教授和两广财政厅长亲弟的外公竟被土匪“撕票”，成为当时轰动整个广西、乃至全国的一大要案。

       外公横遭“天妒英才”的厄运，让人唏嘘不已！有人说是蒋家鳌洲新宅风水与外公五行相尅；也有人说蒋家两兄弟姓名相尅（“尹”与比“伊”少一“单人旁”，“继伊”飞黄腾达而“继尹”命丧黄泉），若不是两兄弟姓名过于相近，土匪也不至于阴差阳错抓了外公；就连官方的广西大学校史，也曾将“蒋继尹”误为“蒋继伊”。

       姓名决定命运，这就是一例！

       为什么学识渊博的太外公把大外公与外公的名字取得如此相近？我们曾百思不得其解。有蒋家后人考证：按照蒋氏族谱“永作朝廷士、钦洪材涣承”的字辈，兄蒋继伊1882年（清光绪九年）生，字作训，号伯文；弟蒋继尹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生，字作诫，号叔贤，又号湘农。蒋继尹其实是蒋继伊的三弟，还有二弟蒋继尧，字作咏，自小过继给了叔父蒋永铨。“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贤能相国，佐商汤灭夏，建立了商王朝，理政安民50余载。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中国历史上，伊尹居“元圣”之位，与孔子的“至圣”并驾齐驱。太外公给两个儿子蒋继伊与蒋继尹分别取名“伊”与“尹”，是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成为像“伊尹”那样的栋梁之才。兄弟俩也没有辜负太外公的期望。只是谁能料到几十年后，由于两兄弟的名字笔划、读音太近，竟阴差阳错葬送了外公蒋继尹的性命。

——蒋继尹外孙曾晓新谨记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百年回眸：缅怀先辈记心怀——五四百年寻根之旅（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