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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为“知青”下农村“插队”时候,已经满21岁、直奔22岁了。那种年纪的单身汉,在当时的农村算得上是不多见的“大龄青年”。记得我们刚下农村不久,就遇到一次大概是人口普查,当我在填表时写下“22岁,未婚”时,居然引起周围人群中一片啧啧声,不知道是惊奇?赞扬?还是感叹?与我同一个村,不,就是同一个公社的那帮百分之百未婚“知青”中,我也堪称“老大哥”,他们都只初中毕业,唯独我,高中毕业还搞了近三年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才懵里懵懂响应毛主席号召,跑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们那个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三婶,是个极热心肠的中年妇女,尤其热衷于男婚女嫁、牵线搭桥之类事情,对我这种未婚“大龄青年”自然是特别地关注。我刚插队不久,她就半开玩笑地说要给我“提亲”,闹得我一脸通红。那个年头,我们成天只知道“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谈情说爱的事,连想都没想过。三婶一说“提亲”,真叫我有点不知所措。
三婶三十出头多一点,大概大我十岁,但是大儿子已经上初中了;她一共三个孩子,老大、老三都是儿子,中间一个是女儿。这样恰到好处的“花生”,在农村被认为是极有福气的,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三婶充当“红娘”的本钱。据说三婶是十五岁出嫁,十六岁就生下了第一胎,不过没有带大,现在的大儿子是第二胎。所以,在三婶的眼里,十八九的姑娘、二十出头的小伙,早就应该谈婚论嫁了。
除了牙齿有点爆、嘴巴有点翘,三婶长得还算俏丽,可惜困苦的岁月早早磨去了她的青春,三十出头的她看上去就像四十来岁,以四十岁的眼光来看尚且风韵犹存,而以三十出头的眼光来看那就过早衰老了。三婶出了名的泼辣、能说会道,更主要是敢说,人家夫妇俩被窝里的私房话,她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抖搂出来。
我刚下农村插队那一年,什么农活都不懂,只算“半劳力”,只能跟着妇女和十五六岁半大孩子们一起出工。三个女人一台戏,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村妇女们在一起做事,除了张家长、李家短的嚼舌头,那就是拿男女之间的事情来寻开心;而且她们根本就不把我当作男人放在眼里,在我和那些十五六岁小姑娘、大孩子们的面前,照样毫不羞涩地以不加任何修饰的原始语言、有时还要加上些惟妙惟肖的动作谈论男欢女爱,这大概也算是我与那些十五六岁的农村孩子所接受的第一个生动的“性教育”启蒙。我没有考究这是否是当地历来的传统,如果是,那在中国的“性教育”史上的确值得大书特书一番。
这群妇女当中,尤以三婶为最甚。三婶像是导演,话题往往是从三婶那里开始,又回到三婶那里结束,而究竟放肆到什么程度,也全凭三婶的兴致,如果三婶觉得气氛还不够,她就及时地“加盐添醋”、“火上浇油”。我拙于形容那种场面,只能说它大胆、热烈、直接、自然,宣泄着人类最原始的情欲,你不得不感叹孔老夫子“食色性也”概括得如此绝妙与精辟!你也不得不佩服那些文化不高的农村妇女极其丰富的想象能力和入木三分的表达能力。
三婶充当“红娘”,很有一种成就感,谁跟谁是她撮合成的、谁跟谁经历了什么样一波三折,她经常如数家珍般地拿出来炫耀。不过,在她的那些成功案例中,还没有一个像我这样,首先是“正牌”高中毕业生,当时当地如凤毛麟角;其次是插队知青,迟早要远走高飞,前途无量;再次,父母亲都是拿工资的国家干部,经济后盾雄厚。至于我那个“黑五类”家庭出身,贫下中农天不怕地不怕,在她眼里根本不算什么。所以,她就瞄准了我,一定要帮我说成一门婚事,还大言不惭夸下了海口。她不知道,插队知青最怕的就是被所谓的“婚姻”拴在农村,那真得一辈子待在农村,就没有什么指望了。我们插队的时候,“扎根农村一辈子不动摇”的口号喊倒是喊得惊天动地,但每个知青都清楚,那并不是我们的心里话。
三婶几次对我说,我的婚事包在她身上,开始我还当她开玩笑,也就一笑了之,并没有当真。谁知我不当真,她当真,我越没什么反应,她就越步步紧逼,逼得我找出种种借口来搪塞,可是一条条都被她批的体无完肤。
比如,我说我还年纪轻,不想过早考虑结婚生子的事情,她就说:“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孩子都已经有两个了!你看看咱们村几百号人,有几个你这么大还没讨媳妇的?你再不讨媳妇,别人就会说你象阿贵一样有毛病了!”除了那个被群众管制的“漏网地主”Chao,阿贵是我们生产队唯一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单身汉,他裤裆里的“那玩艺”有毛病已经成了全村男女老幼的笑柄。我曾亲眼看见三婶与别人打赌,睹阿贵裤裆里“那玩艺” 硬不起来,而且伸手就去摸阿贵的裤裆,吓得阿贵在水田打滚,连声求饶,……。做为一个男人,如果真被别人说“你象阿贵一样有毛病”,那就声誉扫地了!
我又说我父母亲不同意,不愿意我找个农村媳妇。她说:“你爸你妈那种‘黑五类’还敢看不起我们贫下中农?!贫下中农媳妇嫁给你,是抬举你!你也不想想,你家那种‘黑五类’不跟贫下中农沾亲带故,怎么翻身?难道你想一辈子戴着‘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帽子?你讨个贫下中农媳妇,就是贫下中农的姑爷,谁敢拿你怎样!你爸你妈都跟着沾光!”说是这样说,其实我知道三婶也并不是真的痛恨我爸我妈那种‘黑五类’,她根本搞不清楚啥叫‘黑五类’,为什么要对‘黑五类’实行专政,她也并没有因为“黑五类”而瞧不起我。但这的的确确也是三婶要挟我的一个把柄,让我无话可说。
我们那个生产队,还没有谁敢像我这样拒绝三婶提亲的,不过,由于我“知青” 的特殊身份,三婶也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与热情,不厌其烦地软硬兼施。三婶“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甚至感动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书记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话。毕竟是书记,看问题的高度与角度就是不同,了解了事情的缘由之后,非常理解,也非常同情,推心置腹地帮我出了个主意,说:“你不妨先去看看她给你找的对象再说,也算是了了三婶一个心愿。要是不满意,再找个借口推脱就行了。新社会不搞包办婚姻,她又不是你的父母,我们也不会因为这事就说你表现不好,你怕什么?”书记的这番话,让我心里有了底,于是答应三婶前去“相亲”。
三婶给我找的对象是个农村小学“民办教师”,家在十几里以外半山区与平原交界的地方,比我插队的地方富庶。按照当地的习俗,首先男女双方要交换照片,基本上满意了,然后才去看家、看人。照片上的她,还算标致,一双大眼,两条长辫,五官端正,就是表情有点过于严肃,让人觉得不那么容易亲近。不过,我又不是真的挑媳妇,也就没说什么,算是同意了。我也不知道对方对我那幅标准的高中毕业照如何评价,反正也很快就通过了“初审”。
按理说,下一步就是女方要先到男方家里来看人,我和我弟弟同住在生产队的谷仓,根本谈不上什么家;而我的父母远在桂林,当时又都是“文革”中的“黑五类”,正在“牛棚”中受“管制”,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也不知道三婶用了什么花言巧语,居然让女方跳过了这一步,直接就进入到了第三步,——也就是男方到女方家里去看人了。换句话说,需要我亲自出面去相亲了。
相亲那天,三婶打扮得花枝招展,用她的话说,她出嫁那天都没有打扮得如此靓丽,仿佛去相亲的人是她,而不是我。我呢,就穿了一套干净的工作服。那年月,衣着上只有两种东西最时髦,旧军装或者工作服。旧军装说明你与军人沾亲带故,工作服说明你有工人阶级的背景,自然高人一等。“黑五类”子女没有资格穿军装,那就穿工作服吧。两条烟、两瓶酒、两斤肉,外带一个二十块钱的“封包” ,算是见面礼。聘礼是再下一步的事情。二十块钱差不多相当于我那个生产队一个壮劳力两个月工分的分值,我这样的“半劳力”就要干四个月;这还不算烟、酒、肉的钱又差不多是二十块。我原来只想好玩好玩地演演戏,未曾想代价竟如此之大。只要给三婶这样折腾两次,我一年到头日晒雨淋、辛辛苦苦的农活就白干了!所幸的是我还没有落到只靠工分过日子的那种地步。
一路上,三婶嘱咐的最多的就是各种“礼性”,怎么称呼、怎么说话、怎么提问、怎么回答、……,甚至连怎么走、怎么坐、怎么看,都交待得一清二楚。其实,我才不想去记那么多呢,最好是因为我“礼性不周”而被拒绝,但我又不能让“知青”太丢脸,随机应变吧。
女方的母亲,一个年近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一身鲜亮的黑色,早早地候在门口,等待着我们的到来,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家门。女方的家境看来不错,三栋三开间的大瓦房围成一个宽大的院落,院子里二三十只鸡正在争食,猪圈里哼哼唧唧躺着两头大肥猪,一看就知道是殷实人家。女方的母亲把我们带到上房的堂屋坐下,不一会,一个四十来岁、身高一米七几、古铜色脸庞的大汉微笑着走了进来,我猜大概就是女方的父亲,急忙站了起来。“来啦?”“来啦。”算是打过了招呼。我习惯性地想去握手,却被她父亲的大手按住了肩膀,“坐!坐!”,只好乖乖坐下。
“秀!上茶!”随着清脆悠长的一声“诶——”,那个被称为“秀”的女孩子端着一盘茶走到了我们面前。第一杯,敬给三婶,三婶“嘿嘿嘿”地笑得非常开心;第二杯,递给了我,顺势望了我一眼,我哪敢与她对视?赶快垂下眼睛,盯着手中的杯子;等她去给她父母亲敬茶的时候,才偷偷瞟了她两眼。“秀” 正如她的名字,长得十分清秀,一米六几,大概比我高一点点,脸上的表情比照片生动多了,不是我所想象的那么呆板和严肃,文雅的气质也像小学老师。总之,第一印象不错。不过,这好像跟我没有多大关系,我心里并没有把她当成我的“对象”,只是隐隐地觉得有点对不住她。
敬完了茶,“秀”回避了,三婶与她母亲到厨房讲悄悄话去了,堂屋里只剩下了我和她父亲。“听说你数学不错?”她父亲开口了,顺手抓过一把算盘,“会打算盘吗?”在农民伯伯的眼里,数学就是计算,而计算离不开算盘,所以算盘最能考察一个人的计算能力。我打算盘还算过得去,不过并不想表演给农民伯伯看,因为我不认为算盘与数学有多大联系,数学不是算帐的技巧;另一方面,也想有意露点“拙”,好让农民伯伯有点失望。于是我说:“打算盘我不行,丈量土地、测量水渠还可以吧。”“奥——”他父亲笑笑,仿佛这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噼里啪啦”他娴熟地把算盘珠拨得上下翻滚,好像在说:“你一个知青,怎么打算盘连我这个‘农伯’都不如!”这考“女婿”的第一题,我不及格。
“听说你还会针灸?”她父亲又问。针灸是我下农村以后自学的,稀里糊涂地看了一些书,先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然后在一些自告奋勇的“志愿者”身上实验,还有些效果。那时候的农村太穷,很多人有病吃不起药、更打不起针,有我这个免费的针灸,当然求之不得,所以渐渐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多少懂一点吧。”我不卑不亢地说。“我的腰有点疼,医生说是腰肌劳损,能用针灸吗?该怎么办?”她父亲接着问。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正中下怀。农村最常见的就是两种病,一是胃疼、二是腰疼,伤风感冒之类在他们眼里根本不算病,扛一扛就过去了。我就什么“肾输穴”、 什么“命门穴”、 什么“补法”、 什么“泄法”、……,夸夸其谈、连比带划地说了一通。我看他也是听得似懂非懂。考“女婿”的第二题,自我评价“良好”!
说话之间,不知什么时候“秀”的二叔也来了。“二叔”比较有文化,不但听得仔细,而且不时插话,甚至与我讨论起了“阿是穴”的定位问题。我说:“看来二叔对经络、穴位也很精通。”他说:“略知一二。我对阴阳、八卦更感兴趣。什么封建迷信?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就是有道理。”恰好我对阴阳、八卦也感兴趣,于是我们两个又讨论起阴阳、八卦来。我觉得我与“二叔”很谈得来。
不知不觉就到了吃饭的时候。“秀”的父亲、二叔、大哥和我,还有一两个是谁我忘了,几个男人在灶台边围着一个火锅; “秀”和她妈、三婶,还有“秀”的妹妹,围着另一个火锅;菜很丰盛,可以与农村的过年相媲美。除了我喝酒比较勉强,他们不太高兴,气氛总的来说还算轻松愉快。他们那个村没有插队知青,对插队知青、尤其是桂林来的知青很好奇,问这问那,我也有问必答,尽量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由于我并不是意在“相亲”,也就没有太多注意“秀”,她好像一直在忙里忙外,也不知在忙些什么;还没吃完饭,就不见了她的身影。
回家的时候,“秀”的父母把我和三婶送到门口,远远地看见“秀”在村口的大树下站着,手里大概在织着一件毛衣。等我和三婶走到村口,她抬起头望了望我们,说:“走啦?”三婶笑眯眯地回答说:“走啦。”我赶紧补上一句:“谢谢你的热情款待!”她张了张口,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来。“有空到桂林来玩!”我神差鬼使地不知道为什么又添上了这么一句,我看见她眼睛里分明有一点亮光闪了一下。我们走出很远了,回头望望,她还在那棵大树下站着。
一路上,三婶一直逼我表态,说女方父母都比较满意,“秀”也没什么话说,基本同意了,现在就看我的意见。我说要考虑考虑。她说:“有什么好考虑的?这么好的姑娘,这么好的家境,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还考虑什么?!她哪点不配你?!”我说:“不是她不配我,是我不配她。我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怎么养活她?”“她要你养吗?她是民办教师,一个月二十多块钱,她养你还差不多!”“那就更不行了。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叫女人养呢?”“你这分明是在找借口!我跟你说,这事你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可是在她妈面前打了包票的!”三婶一下子横蛮起来了,我只好哑口无言。
又过了一段时日,三婶越催越紧,催得我一见她就想逃,有时候真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好在老天有眼,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得到了要我去公社中学当代课教师的通知。我到了公社中学,离我插队的村子有十多里山路,名正言顺地躲开了三婶的“骚扰” ,总算松了口气。三个月后,由于工作出色,我由临时代课转成了民办教师。差不多放寒假的时候,我接到了“秀”的一封来信,信不长,只有两页稿纸,大概五六百字,但字写得很端正、秀丽,语句也很通畅、流利,看来语文功底的确不错。信的大意是:“我知道你和我一样当上了民办教师,而且是中学民办教师,很高兴。也知道你刚刚当上民办教师,处处都要小心谨慎,因为大家的眼睛都在盯着你,你不敢随便交朋友,更不敢谈恋爱。没关系,我可以等。好在我们都年轻,等个两年三年也不要紧。希望你一心一意努力工作和学习。”接到这封信,我心里真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大脑一片空白,……。
附记:我所写的我自认为还过得去的文章,一般我都要拿给我的父母亲看看,希望他们能够给我提提意见,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鉴赏水平比较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敢于对我说真话,评价比较客观、实在,使我获益匪浅。
母亲很认真地看了《相亲》这篇文章,说还可以,就是不够简练、文笔有些拖沓。然后,话锋一转,指着文章最后的那几个省略号说,这点点点后面肯定还有故事,你干嘛不写了?写不下去了?你感到内疚了?你之所以写得有点拖沓,就是在为自己的内疚找借口、做铺垫,……。你也不想想,这个半开玩笑式的“相亲”给人家姑娘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母亲!知儿者,母亲也!